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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疫情中政府处理舆情危机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反应迟缓，舆情重视程度不够。我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网络系统，网络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完善。但是，不管从群体事件、公共安全事件还是社会事件，我们都必须领悟到一个道理——网络平台正在成为舆情危机的发酵地。因此要重视初始阶段的网络舆情管控，加快舆情引导步伐。重大疫情中，各种相关信息的转发与跟帖，使舆情信息快速发酵，政府的任何言行都会暴露在公众面前。政府是社会矛盾的管理者与调节者，相比于疫情本身，公众更加重视的是政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，政府有责任在掌握全面信息之后第一时间作出回应。舆情发生之后，相关部门需高度重视突发状况的网络舆情管理，妥善防范化解各种矛盾风险，而不是无视舆情的发酵。

（二）鸵鸟政策，处理舆情办法欠妥。鸵鸟政策也就是“三不”政策，即不解释、不回应、不理睬。现在仍有个别官员对媒体是防范的、消极的、被动的，他们不会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和运用媒体，要不然就是“把它管住”，要不然就是“随它而去”。然而现在“少说话”“不说话”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态势了［1］。舆情发生之后，政府只有化被动为主动，妥善处理舆情信息，才能消除信任危机，获得更强的认同感。

（三）一再否认，舆情引导失去优先权。一方面，受传统政绩评价体系的影响，报喜不报忧；另一方面，受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影响，存在侥幸心理，试图逃避责任，导致了重大疫情中的一再否认。网络不仅是民意的汇集平台也是政府进行舆论引导的平台。有关部门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一再否认等于放弃舆情的优先引导权，这给舆情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契机。有关部门只有改变一再否认的做法，掌握舆情引导优先权，才能把舆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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